贺龙元帅两救陈仕南

文章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张凭栏。

1927年秋,南昌起义失利后,贺龙派段德昌、段书甲(段玉林)等到湘鄂西的公安、石首、华容、南县、安乡一带,领导农民协会和秋收起义。其间虽几经挫折,但各县都成立了游击队,开展了武装斗争。其时石首为游击三大队,华容为游击八大队,南县为游击九大队。出身贫苦的华容人陈仕南先后任八大队分队长和中队长。

贺龙元帅两救陈仕南

贺龙

1930年3月,华容、南县、石首、公安等县的游击大队合编为赤色警卫队江右军,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时过一年,即1931年3月,按中央指示,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军长贺龙。江右军改编为红三军八师二十四团,陈仕南任二十四团二营五连连长。不久,陈仕南在战斗中负伤,伤愈后任三营十一连连长。

一救陈仕南

正当红军在贺龙的率领下艰苦转战,革命武装形势不断发展,根据地人民斗争情绪日益高涨之时,湘鄂西根据地遭受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干扰破坏,损失相当严重。1931年3月,夏曦被派到湘鄂西工作,担任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领导职务。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先后发动4次肃反运动,错误地杀害了不少优秀的红军骨干。

开始,陈仕南还不知道是搞肃反斗争,只是有一天不见了他们的团参谋长胡慎己,大家心里都很纳闷,一打听,才知道是被绑了起来。后来,营长龙堤军和几个干部又相继被捆绑,说他们是“改组派”,勒令交代问题。当时,陈仕南也不知道什么叫“改组派”。过了很久,才听说是汪精卫和蒋介石分裂时,派了些人来“改组”共产党的,所以称“改组派”。夏曦等人大搞逼供信,搞得人人自危,遂使肃反斗争扩大化。1931年10月,当部队转战到河南庙寨时,团里在此召开了总支委员会,因陈仕南是直属队委员,也参加了会议。会后

过了一个星期,已经被绑起来的一名管理科长,说那次总支委员会是“改组派会议”,诬陷陈仕南是“改组派”分子。就这样,陈仕南被看押起来,带上了手铐,失去了人身自由。

军部特务班是专门绑人打人的,他们给陈仕南换上一般老百姓穿的破棉衣。没有草鞋穿,就叫陈仕南赤脚板行军。他的脚上打了好多血泡。那时环境十分艰苦,敌人前堵后追,红军战士白天黑夜地行军,每天只吃一小半碗半生不熟的包谷粉。陈仕南手上带着铐子,就连那一小碗包谷粉都吃不到嘴里,只好放在石墩上,用舌头一点一点地舔。行军时,陈仕南两肩一边背一支枪,还要给看押他们的特务班背米袋子。

1933年春节前,部队来到湖南桑植县,进行休整。有一天,红三军政治部政务科长姜祺提审陈仕南,硬要逼他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分子。他说不是,姜祺就叫军部特务班用严刑逼供。陈仕南昏过去,又用凉水泼,醒了再用刑,反复不休。

正当陈仕南昏倒在地,不省人事的时候,贺龙进来了。他一看这情景,就生气地问姜祺:“你们整的是谁?”姜祺说是七师十九团警卫连长陈仕南。因为陈仕南在洪湖时是八师二十四团三营十一连连长,那时部队行军打仗,十一连不是担任前卫开路,就是担任后卫掩护,打了许多漂亮仗。正因为这个缘故,贺龙牢牢记住了陈仕南的名字。于是,贺龙指着陈仕南对姜祺说:“他是红小鬼,在八师当连长打仗谁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快把他放了!”要不是贺龙,陈仕南当时就会被他们活活地整死,这是贺龙第一次救了他的命。

二救陈仕南

被贺龙救下后,陈仕南被送到军部训练队去抬担架。因受刑过重,身体受到摧残,陈仕南行军都非常困难,更谈不上抬担架了。军部训练队的领导看到陈仕南不能抬担架,就让他到卫生队挑药担子。30多斤重的草药,本来不算什么,但对他这个遍体鳞伤的人来说,一搁到肩上犹如千斤重担。挑夫班的同志们看到了,都非常同情,班长动员大家每人多加一斤,尽量减少陈仕南的负担。

过了一年多,卫生部长贺彪(从洪湖出来也被捆过)为了照顾陈仕南,叫他到卫生部代理司务长。贺彪本想减轻一点陈仕南的痛苦,孰不知这个代理司务长更苦更累。陈仕南累得精疲力竭,实在支撑不住了,无意中说了一些牢骚话。不知被谁告密,诬说他要开小差逃跑,又把他捆起来。

再一次猝然降临的打击,使陈仕南的思想负担很重,越想越伤心,回想自己出来参加革命是为人民谋幸福,求解放,想不到无缘无故被人坑害、挨整、受罚,吃尽了苦头。像这样下去,还有什么出路?所以越想越难过,越想越后悔,一心只往绝处想。

有一天,陈仕南怀着满腔怨愤,去找贺彪,要求放他回家种田,不然干脆把他打死算了,反正他不当反革命,不干有愧于革命的坏事。陈仕南连续向贺彪请求了四五次,也没有回音。陈仕南的事到贵州南腰界时,被贺龙知道了。他把贺彪叫去问明情况,然后让军政部黄新远给他谈话。陈仕南思想仍然不通,坚决要回家。最后,黄新远批准了他的要求,让后勤给他做了一套便衣,给了20块大洋作路费,还让四科科长杜世兴给他开了路条。几个战友为了送别,凑钱买了一只鸡请陈仕南吃,饭后陈仕南就要名正言顺地回家了。

正在这当儿,贺龙听说陈仕南要离开部队,就派了两名警卫员叫他到军部去。

陈仕南一到军部,看到贺龙很威严地站在那里,贺龙既严肃又平静地问:“陈仕南,你为什么要回家?为什么不革命?把你的原因给我说一说。”

此时,陈仕南面对人人爱戴、个个尊敬的贺龙,一肚子委屈话,霎时间像潮水般地涌上心头,眼泪不由自主地扑簌簌滚落下来,哽咽地说不出话。他一边哭泣,一边诉说,在贺龙面前,还有什么可保留、可隐瞒的呢?于是,陈仕南就把自己如何参加农民协会,父亲被反动派活活整死,一家人妻离子散,如何参加红军在战斗中7次负伤,左手残废,被人咬为“改组派”,受到残酷迫害等所有一切的委屈苦衷,全部倒了出来。贺龙默默地听着,低头沉思,一言不发。等陈仕南讲完,他才抬起眼睛,半是疼惜,半是责备地说:“你有这么多苦楚,为什么不早到军部来讲?”

陈仕南说:“我不敢来。”贺龙回答说:“难道军部架机关枪了,为什么不敢来?”

接着,贺龙和蔼地开导他说:“陈仕南啊,我劝你暂时不要回去。你年纪轻轻,不懂世事,别说从贵州到华容路途遥远,就是现在只要一出我们的警戒线,就没有你的活路。人死也要死得有价值,你想过没有?如果你一定要回家,等将来我们打到湖南后再回去,你看怎么样?”

贺龙的这一番话,犹如春风吹过陈仕南的心田,多少日子压在心上的石头落了地。贺龙真心实意的劝导,深深地感动了他:还有什么比这一席体已话更温暖的呢?于是,陈仕南改变了回家的决定,动情地说:“我听贺军长的,现在不回家了。”

贺龙见他回心转意,当即派警卫员把四科科长杜世兴叫来,当面叮咛他,要陈仕南到四科去当副官,并叫杜世兴给他做了一双袜子、一套罩衣、一套衬衣,发一支短枪,这是贺龙第二次救了陈仕南的命。若不是贺龙劝他留下来,他也不会见到革命胜利。这件事陈仕南一直铭刻在心,终生难忘,成为他经常鞭策和鼓励自己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