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性依恋:代际创伤、解离和分析性关系(I)

作者:Doris Brothers,Ph.D. 


翻译:邹柳

 

本文节选自精神分析自体心理学国际期刊2013年第4期


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创伤体验就像是被从熟悉的“之前”暴力地连根拔起,然后自由落体到完全陌生的“之后”。正如Karen Armstrong所说,没有熟悉的事物也就没有了意义(2000 Armstrong, K. 2000. The Battle for God: A History of Fundamental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Google Scholar])。因此,我把遭受创伤的人视为流亡者,被迫生活在一个他们不再认识的世界——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Brothers, 2008 Brothers, D. 2008. Toward a Psychology of Uncertainty: Trauma-Centered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Analytic Press.[Google Scholar], 2009 Brothers, D. 2009. Trauma-centered psychoanalysis: Transforming experiences of unbearable uncertainty. In Self and Systems: Explorations in Contemporary Self Edited by: Vanderheide, N. and Coburn, W. J. 5162. Ineds.Ann. of NY Acad. of Sci., 1159:[Google Scholar])。我曾说过,创伤通过破坏我称为“系统浮现的确定性”systemically emergent certaintiesor SECs破坏那种熟悉的、舒适的、理所当然的感觉。尽管他们类似于AtwoodStolorow所说的“组织原则” organizing principlesDonna Orange所说的“情感信念” “emotional convictions,但我更喜欢用“系统浮现的确定性”,因为它们在关系系统内部形成并产生影响,在这一特定的条件下,我们相信我们的关系受到维持自我所必需的有序的交互影响,它们通常被体验为是确定无疑的。


 

我对911恐怖袭击的体验与对创伤的理解是一致的。回顾过去,我那由“系统浮现的确定性”组织起来的幸福、阳光明媚的“之前”是,只要生活在美国的领土上,我和我的亲人就可以免受恐怖主义的蹂躏(不管在我们的鼻子底下曾经发生过多少其他的恐怖行为)。但当被劫持的飞机撞向双子塔,用难以想象的恐怖画面灼伤我的灵魂时,彻底摧毁了“系统浮现的确定性”。我的“之后”包含了一种羞耻的脆弱感,在这种感觉中,再也没有什么像从前那样强大、稳固和持久了。

 


但是,有时一个人的创伤体验可能不符合这个线性范式。比如我的病人Jamie,一个33岁的印第安人。他的母亲在一次暴力强奸中怀上了他,很小的时候他就被一对富裕的白人夫妇收养,他们担心自己没有亲生孩子,在Jamie之前已经收养了另外两个孩子,其中最大的一个在Jamie12岁时和他发生了性关系,他的童年是悲惨的!Jamie有一头乌黑亮泽的头发,棕褐色的皮肤,大而突出的鼻子,又细又长的眼睛,他看上去与养父母或居住在白人社区的其他人截然不同。除此之外,他还因为学习困难而遭到同学们的无情嘲笑。高中毕业前他就开始定期服用酒精和大麻。他第一次来找我治疗时不到30岁,那时他确信自己如果不喝酒不吸毒就一天都活不了。


 

你可能会说,对Jamie来说似乎从来没有过“创伤之前”。他带着创伤来到这个世界。许多年来,Jamie也从不知道“创伤之后”,每一个创伤似乎都紧跟着前一个创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Jamie只知道“在创伤中”。


 

尽管我们倾向于用线性叙事法来描述创伤体验,但我最近开始怀疑,对于我们来说是否真的有所谓“创伤之前”。让我告诉你是什么让我产生了这个想法。首先,有大量的研究支持这个想法,大多数人都在其成长过程中经历过至少一个严重的创伤,而这些人中,很多已经成为父母,有的即将成为父母。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大量的研究——其中许多研究是为了调查大屠杀对幸存者及其家庭的影响——已经提供了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创伤的痛苦往往会传递到下一代。例如,Rachel Yehuda发现,尽管大屠杀幸存者的成年子女所经历的创伤事件并不比对照组成员经历的多,但他们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其他精神疾病的几率要比对照组高出许多(1998 Yehuda, R., Schmeidler, J., Wainberg, M., Binder-Brynes, K. and Duvdevani, T. 1998. Vulnerability to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adult offspring of holocaust survivors. Amer. J. Psychiat., 155: 11631171. [PubMed], [Web of Science ®], [Google Scholar])2007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调研了三类不同创伤的幸存者,发现不仅在这些幸存者的孩子身上有创伤的痕迹,同时在他们的孙辈身上也有创伤的相关表现。然而,对创伤是如何代际传递以及如何阻止其破坏性地传递仍存在相当多的争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通过介绍“创伤性依恋”的概念、解离在其形成中的作用,以及这些关系模式影响治疗关系的方式,来说明我对代际创伤的理解。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心理分析学家、发展心理学家、认知心理治疗师和创伤学家致力于研究创伤的代际传递中的依恋理论。研究人员使用依恋理论的方法发现,创伤的影响是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即时的交流中传递的,这种交流主要是非语言的。例如,意大利精神病学家和研究人员Giovanni Liotti(1999)报告说,儿童在面对曾经遭受过丧失或虐待的父母恐惧的回应时,会发展出紊乱/错乱的依恋模式。他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些模式是日后解离体验的基础。Eric Hesse和Mary Main发现,有创伤体验的父母的孩子(即使孩子本身并没有受到虐待)容易形成紊乱的依恋模式,也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1999 Hesse, E. and Main, M. 1999. Second-generation effects of unresolved trauma in nonmaltreating parents. Psychoanal. Inq., 19: 481540.[Taylor & Francis Online], [Web of Science ®], [Google Scholar])

 


我认为这些发现与大部分人都认可的关系系统的敏感性高度一致,因此,它们似乎对我们的临床工作有丰富的意义。虽然我没有使用依恋理论中的分类,也没有用Tronick批判性的称为“原型假说”,我更愿意从“心里组织的质量”这个隐喻的角度来思考,这与Arietta Slade (2000)的主张一致。我完全同意以下观点:(a)从生命的最早期开始,我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去建立、维护和保持我们的情感和生理存活所依赖的各种关系;(b)我们会竭尽所能维持这些关系,即使需要将体验的各个方面排除在有意识的觉察之外,也就是将它们解离;(c)父母和子女互动的方式常常形成有规律的、稳定的模式,用来组织体验。


 

我所说的“创伤性依恋”,侧重点不在于依恋被分类的方式(如,安全型或不安全型,有组织的或紊乱的),而在于其相对的灵活性,或者系统理论家们可能会称其为情境的敏感性。正如Judith Pickles指出的,“创伤越多,僵化的风险就越大”(2008 Pickles, J. 2008. Some nuances in interstubjective attachment systems: Discussion of Shelley Doctorsarticle: Notes on incorporating attachment theory and research into self psychological and intersubjective clinical work.. Internat. J. Psychoanal. Self Psychol., 3: 5064.[Taylor & Francis Online], [Google Scholar],p. 56)。那些受到创伤的父母和他们的孩子之间的关系模式往往依赖于解离(稍后我将进一步阐述这一观点),创伤性依恋往往是僵化的、受限制的,而且十分抗拒改变。


 

当考虑到这些关系模式形成的一个可能原因时,它们的僵化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它们代表了一种尝试,即试图转化那些原本被体验为与存在的不确定性进行的无法忍受的对抗。对婴儿及其养育者的世界了解得越多我就越确信,从出生那一刻起,对这种不确定的体验的处理便会贯穿我们一生。我不太相信婴儿会思考他们是否能够继续存在,但很多研究表明,婴儿确实对偶然关系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并且受到确认和否定的预期的强烈影响(e.g., De Casper and Carstens, 1980 DeCasper, A. and Carstens, A. 1980. Contingencies of stimulation: Effects on learning and emotion in neonates. Infant Behav. Devel., 4: 1936.[Crossref], [Web of Science ®], [Google Scholar])。我从这些发现中得出的结论是,婴儿希望确定,当他们对这个世界做出行动时,会收到可以预测的、可靠的和值得信赖的回应。正如Louis Sander所说,婴儿天生就有动力去整理信息、寻找规律、形成期望并照其行事(1977 Sander, L. W. 1977. The regulation of exchange in infant-caregiver systems and some aspects of the context-contrast relationship. In Interaction, Convers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Edited by: Lewis, M. and Rosenblum, L. A. 133155. New York: Wiley. Inedspp.[Google Scholar])。此外他断言,婴儿根据期望所采取的行动,包括凝视、发声、姿势和面部表情的变化,总是与照料者保持协调一致。我曾提出,如果这种协调一致提高了婴儿和照料者的期望,也就是他们的基本关系需要得到了满足,他们的协调行为很可能会在体验存在的不确定性时产生有益的变化(Brothers, 2008 Brothers, D. 2008. Toward a Psychology of Uncertainty: Trauma-Centered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Analytic Press.[Google Scholar])


 

在我看来,正是父母和婴儿之间互动的有序性,或者说这种有序性的缺乏,影响了对存在的不确定性的体验。在非创伤性条件下,个体会产生自我运作的期望(甚至无需质疑),这是生命系统内部的所有交互调整过程的一种整合功能,包括感受到、意识到、形成归类、制订决策、使用语言、创建叙事、记忆和遗忘、感知时间和幻想。


 

一旦我们对存在的确定性的体验被暂时打断(这种打断对健康发展是必要的),会导致混乱。但创伤所特有的深度混乱会威胁我们走向毁灭。例如,如果孩子遭受到乱伦虐待,会破坏她之前“系统浮现的确定性”,即她的养育者会保护和养育她。


 

在没有创伤的情况下,“系统浮现的确定性”可根据其产生的系统各组成部分变化的需要而改变,这也就是它们的情境敏感性。有创伤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一个迫切需要阻止混乱蔓延和停止令人痛苦的不确定性的系统,往往对变化的环境无动于衷。这个想法来自我和Richard Ulman1988年提出的一个观点,即创伤总是有两个组成部分:破碎的体验和自我修复的努力(Ulman and Brothers, 1988 Ulman, R. B. and Brothers, D. 1988. The Shattered Self; A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rauma, 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Google Scholar])。这些修复的努力往往会把灵活的确定性转化为僵化的确定,情境敏感的“系统浮现的确定性”被僵化的、严格受限的、抗拒改变的确定所取代。

 


被乱伦虐待的孩子,希望挽救与养育者之间不可或缺的联结,便可能会产生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她是有缺陷的,因此应该受到虐待。这样孩子和父母之间的依恋模式可能会僵化地围绕着保持这种确定而组织起来。任何治疗过这类病人的临床学家都会知道,这种确定有多么严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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